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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都可以借用荀子所谓的治气养心之术来加以概括。
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论前提。天道与人道显然有截然的分别。
它们不是为人类而存在，不是为了指引人类的进程，或者赋予其生命以意义。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可谓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但这种绝对现在既是批判的超越，同时又是要回过来以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现象的方式为中介。事实上，我们在《诗经》和《尚书》中孔子以前的文本部分没有找见任何涉及诸神史事和宇宙起源学说的叙述。长期以来，在讨论天的概念和天人问题时，人们都强调天人相通的一面，却对于天的超越性缺乏足够的意识，而内在超越或内向超越的说法，实际上导致以心代天，最终取消了天的超越性。
作为动词的超越(to transcend)则主要与人有关，指人努力超克自己的有限性以达到超越的领域，毕竟超越一词在本义上是指攀越某一物质障碍或界限，如一堵墙或一座山。(ibid.，S.1545) 黑格尔通过他的绝对概念进一步恢复了超越意义，超越是绝对知识和意志的绝对同一，是作为自我(自由)的绝对精神。在财产的支配原则上也倾向于家族共财，如此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你死我活的斗争，恰是根治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向散漫自由的妙药。(4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33页。梁的分析更多社会科学色彩：熊书总是自己站在儒家立场讲话，而我则宁愿先从旁而来观察它。(18)基于梁漱溟在写作上的习惯，不同的地方对理性一词的解释略有差异，总体上不外乎将其理解为平静通达的心理。
梁漱溟进一步解释道：中国人的短处，是从中国人的长处中来的。宗教多少解救了人们的自小自私，惜乎其先贬低了人生，隐伏很大的毒害作用，其为解救不免是欺骗性的解救(70)。
在《乡村建设理论》(写作于1926年)一书中，梁漱溟开始明确地用理性来指称民族精神。1923年，在《评谢著〈阳明学派〉》一文中，梁漱溟开始用情理的概念，认为良知直觉所产生的态度与客观性的知识不同，虽然情理与后来所使用的理性并不完全相同，却是直觉向理性转变的重要过渡环节。不同的文化路向，会导引出不同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54)所以，在1949年之后，他对理性的理解加入了身心关系的因素，并以人心的主动创造性从理论上来说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3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67页。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下文将依梁漱溟不同时期对理性的阐述，来观察其观念与行为之间的曲折关系。彼此的思路是不相同的。
(4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27页。(79)梁漱溟：《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521页。
孝弟实在是孔教惟一的提倡。3.反对以力服人，对人类有一视同仁之气度。
二、以理性求组织：乡村建设运动与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通过对东西文化路向的比较，梁漱溟已经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应该走一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使说经历现代化的历程是所有国家的宿命，那么，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的路径。他相信人有理性，他要启发人的理性。《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大约写于1929年到1932年间，其所针对的并非单纯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的政治主张，也包括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孙中山所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及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革命理论。(84)如果顺着这样的思路，梁漱溟的理性观念，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现代儒学的基石性概念呢？ 在论文写作和修订过程中，陈来教授、唐文明教授等分别提出过修改意见和建议。而中国人所说的理，却就在指示人们行为的动向。如果中国能建立西洋政治制度，则经济、工业等可有办法(14)。
对于中国之选择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梁漱溟的解释是：三千年来的社会生活遂以敦笃伦理情谊的周孔教化代替了宗教(如在他方社会者)。——罗素所云灵性相当于我所谓理性。
(30) 民族危机的急迫性，激发了国人的革命意识。中国人开出了人类文明的独特道路，即不主张出世而禁欲，也不注重现世的幸福，因此，产生出无对的文明，相与之情厚。
进入 干春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梁漱溟 理性 伦理本位 。(59)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69页。
这种以西释中的方式也表现在他对概念的使用上。中国革命的成功，亦是通过历史发展变化规律，由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大大发挥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又一伟大事例。他认为这个概念能够更准确地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所谓学问，应当是讲求这个的，舍是无学问。
它们之间的对立来源于‘情理和‘物理的对立，‘情理出于人情好恶，偏于主观。(42)换句话说，梁漱溟在1920年代初就认识到人类生活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所具备的理智算计能力，也体现在人类善于组织和开展群体生活，并发展出一套道德准则，但当时并没有凝练成理性概念来作为串联这些问题的枢纽，而是从柏格森、杜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对于直觉和群体本能的观念中寻找理论依据，经过他的长年思考，逐渐凝练出理性这个概念。
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6页。在人与人之间正要以融和忘我的感情取代了分别计较之心(如所谓‘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
(《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63页)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十分推崇《大同书》的，而中国之社会主义背后是一个追求富强和独立的诉求，这与梁漱溟将社会主义作为儒家人性之提升的现实化是不同的，所以梁漱溟十分推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肯定克鲁泡特金将无私的情感视为人类的本能的看法，梁漱溟认为这是逼近孔子的王道思想的。⑥而这种良知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的仁。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的科学精神，旨在找寻客观的、确定性的知识，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结论是大家共认并可证实的。(51)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614页。1950年代批梁运动时期的许多作品，夸大了梁的理性的决定性。他们一般人奉为至宝，艳称不胜，我只觉其鄙而已矣!他们根本不曾得到孔家的意思，满腹贪羡之私情，而见解与墨子、西洋同其浅薄。
3.是强霸之力——即谓人们大半在被强制之下，不得不忍受服从(53)。因此，理性是梁漱溟哲学的最核心的观念②。
对梁漱溟来说，客观的理智没有资格来审查‘偏于主观的‘理性——道德的感情，反而是主观的道德的感情应当支配客观的理智，这个拥有无上权威的‘理性，竟是非理智超理智的东西。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试图消除阶级和国家，达到世界大同的理想，实际上就是要实现宇宙大生命的真正‘大通。
其精神颇与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之资本主义社会相刺谬，而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可接近相通。社会生产力及一切文化向高发展要归于智用之高强，而社会范围向大发展终赖于仁用之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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